山西省名校2023-2024学年高三上学期10月联考历史试题

20世纪70年代至90年代，我国新石器时代的考古有一系列重大发现，如甘肃秦安大地湾仰韶文化晚期的“大房子”、辽西红山文化的“祭坛、神庙、积石冢”、浙江余杭良渚文化的黑陶和磨光玉器等。这些发现说明（ ）

图1所示是出土的西周中晚期青铜器——格伯簋，其内底有铭文83字，记述格伯以三十亩土地交换佣生的四匹马，双方剖木为证，并在书记官吏的见证下确定了土地的界域，佣生遂作此簋以记录田产。该铭文反映出西周（ ）

秦统一后，建立御史府。御史府的官员被称为御史大夫，相当于副丞相，御史大夫下设御史丞、御史中丞，下面又设15名侍御史。御史大夫和侍御史等官员都由皇帝直接任命，他们必须精通政治、法律和军事等方面的知识。秦朝设立御史府旨在（ ）

颍川(今河南)荀氏世代为高官显宦，自东汉末年起，至南朝的四百余年经久不衰。从荀淑到荀或兴，颍川荀氏皆尊崇儒学，讲求儒家之礼法，倡导儒家之“仁政”“重民”思想。由此可见，当时（ ）

马长寿先生在《碑铭所见前秦至隋初的关中部族》中论及：“北周一朝除了朝廷的皇帝和将相是鲜卑和杂胡成分外，各州刺史、各县县令以及带领军队的都督、统军、别将，甚至宗教的官秩，大多数也是由鲜卑和杂胡充当的。”这一论述意在说明北周（ ）

图2所示为唐代女性不同的发髻。这从侧面反映出（ ）

《宋史》记载：“宋之立国，元气在台谏。”后世学者评说：台谏“权势气力，乃与宰相等。盖当时所用谏官、御史，必取天下第一流。非学术才行兼备，为一世所高者，莫在此位”。材料反映了宋代（ ）

据史料记载，宋代城市空间较前代有了较大扩展，“打墙侵街”“接檐造舍”随处可见。另外，商铺建筑发展迅速，这使都市有了更大的容纳量和吞吐量，传统大都市进入新的历史发展阶段。材料说明宋代（ ）

蒙古帝国于中统元年(1260年)设立燕京行省，总领汉地政务，1262年该行省并入中书省。忽必烈设十路隶属中书省的宣抚司，由中书省官员出任其长官，于是复有行省的设置，先后有了西夏中兴、北京等行省。这时的行省多是为统一指挥军队作战而设的。可见，这一时期行省的特征是（ ）

有学者说“明代漕运的历史就是一部京杭大运河的历史”，从明成祖迁都北京以后，漕运便成为朝廷都城赖以供给所在，而漕运的主要河道就是京杭大运河，京杭大运河事实上是一条贡河，将贡品运输到北京。由此可知，这一局面形成的主要原因是（ ）

据学者统计，明清之际至清中叶以前，西方传教士与华人配合所创译的各类新名词，如果包括人名、地名、国家名称等在内，恐不下一千。其中，除人名、地名和部分宗教名词音译词占的比重较大外，学科名词则大多采用意译的办法，流传至今。这可以用来说明，明清时期（ ）

清代，山西票庄在全国各大地方设分号经营，其股份分为“银股(出资)”和“身股(出力)”两种。其中“身股”方式为，由老板“择齿近弱冠之年少略知写算者，使习为伙，历数载，察其可造，酌予身股。不给工资，唯岁给置备衣服之资。三年结账，按股份余利。营业愈盛，余利愈厚，身股亦因之以增”。这一做法（ ）

英船“杉达”号随船医生希尔曾在1840年1月的《中国日报》上写道：“林公(林则徐)又问起各种鸦片来自的地点，他让我把这些地点写下来，我当即照办，当提到土耳其时，他问是否属于美国，或是美国的一部分。”这折射出当时（ ）

从19世纪40年代到20世纪初，清政府虽然每次战败后均与侵略者签订了割地、赔款、开放商埠或允许在华建厂等丧权辱国的条约，但就其主要倾向来讲，仍是“仇外”“排夷”的。然而，自《辛丑条约》签订之后，清政府对外国的侵略就再也不抵抗了。这一变化（ ）

1904年，清政府颁布了《奏定学堂章程》，将中国民族解释为“汉、蒙、满并列”；1912年，民国政府公布的《中学校令施行规则》，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共和国教科书：新历史》，都将中国民族解释为“合五大族为一家”。这一变化反映出（ ）

《中华民国临时约法》规定：“全国的立法权属于临时参议院，参议院有权……对临时大总统行使的重要权力，具有同意权和最后决定权。……临时大总统……行使职权时，须有国务员副署。”这些规定意在（ ）

曹聚仁在《中国近百年史话》中指出，“辛亥革命成功后，大家又有进一步的觉悟，知道我之不如人，也不仅由于政治组织不如人，而在于社会组织的不健全，以及建筑在这一基础上的教育、文化、艺术各方面的‘落后’”。该学者在此强调（ ）

图3所示是1913—1919年中国进口和出口贸易量指数与贸易额指数变化(1913年=100)情况。据图中变化可得出，这一时期（ ）

抗日战争期间，陕甘宁边区政府规定，各级参议会应有四分之一的女性参议员，各级机关应有一定比例的妇女参加，各级政府要设立妇女训练班，培养妇女干部。这一规定（ ）

1956年4月，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指出：“这里还要谈一下工厂在统一领导下的独立性问题。把什么东西都统统集中在中央或省市，不给工厂一点权力，一点机动的余地，一点利益，恐怕不妥。中央、省市和工厂的权益究竟各有多大才适当，我们经验不多，还要研究。”由此可见，当时党中央（   ）

1981年，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把敦煌壁画的著名故事重新绘制并拍摄为动画片《九色鹿》。下图所示为我们今天看到的壁画原图(图4)邮票和动画片的图画(图5)邮票。下列解读正确的是（ ）

1981年2月，台湾《时报周刊》举办座谈会，与会学者提出：“和平统一……为中国人共同的心声……中国在这一代生活于台湾的年轻人而言，不是一个笼统的概念或名词，不管是地理环境的隔阂或生活模式的相异，都无法改变历史与血缘关系。”这（ ）

1982年，深圳开始在合资企业中试行浮动工资制，取消了沿袭多年的固定工资制。1984年8月，深圳特区颁布了工资改革方案，开始在全市企业单位中试行新的工资制度，用结构工资代替了以前的等级工资。经过试验，企业效益明显增加。上述改革反映出（ ）

2022年以来，“全球南方”的概念成为国际社会热议的焦点。一般认为，“全球南方”通常泛指拉丁美洲、亚洲和非洲等地区(在地理范围上大多位于南半球)。中国是“全球南方”的成员，愿同广大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一道，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表明（ ）

阅读材料，完成下列要求。

材料—

建武六年(30年)六月，光武帝下诏：“夫张官置吏，所以为人也。今百姓遭难，户口耗少，而县官吏职所置尚繁，其令司隶、州牧，各实所部，省减吏员。县国不足置长吏可并合者，上大司徒、大司空二府。”于是当年就裁并了400多个县，裁减大小官吏数万人。次年三月，光武帝又下诏：“今国有众军，并多精勇，宜且罢轻车(驾兵车的士兵)、骑士、材官(供差遣的低级武官)、楼船士(水兵)及军假吏(临时职务的军吏)，令还复民伍(复员为编户齐民)。”这是我国历史上最早见诸记载的精兵简政。建武六年十二月，光武帝还曾下诏说：“顷者师旅未解，用度不足，故行什一之税。今军士屯田，粮储差积。其令郡国收见田租三十税一，如(汉景帝时)旧制。”光武帝之子汉明帝继位后，“遵奉建武之教，有加而无改……故吏称其官，民安其业，远近肃服，户口滋殖”。

材料二

贞观元年(627年)，唐太宗鉴于“州县之数，倍于开皇、大业之间(隋文帝、隋唐帝统治时期)”“民少吏多”“乃命所司大加并省”，从而为裁减地方官员做准备。他对房玄龄等大臣说：“致理之本，惟在于审(意为精简)。量才授职，务省官员。”在唐太宗“务省官员”的思想主导下，中央机构官员由2000余人裁减为643人。唐太宗还规定：从此以后，倘若有乐工及从事杂务的人，技艺超过同类人的，只能格外奖赏钱帛，决不能超授官爵；对“宗亲以及勋旧无行能者，终不任之”，“年老及耄或积病智昏”的官员，就安置他们退休，以免“久妨贤路”。

——以上材料均摘编自孙崇政《精兵简政与官冗吏滥》

阅读材料，完成下列要求。

材料一

中国古代商贸往来通道涉及疆土内外，这些通道，有用商品特征命名的丝路、茶路、皮货路、药材路等；有用线路地理特征命名的草原路、沙漠路、海洋路等；还有以交道工具命名的骆驼之路、马队之路、船队之路等。中央政府与周边民族地区和域外各国开展以进贡和回赐为特征的以物易物的朝贡贸易，唐宋明各朝各代的茶马互市延续古今的盐业专卖政策，大运河漕运等长途贩运构成了中华民族独有的商贸历史文化遗产。

——摘编自王如芹《中国商路》

材料二

“一带一路”(“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是中国与参与国分享其发展经验和资源，以实现经济现代化和改善人民生活的一个途径，中国的“一带一路”建设将为全部相关方带来共赢的结果。因此，“一带一路”倡议是中国向世界提供的全球经济公共产品……随着逆全球化之风席卷西方世界，“一带一路”建设凭其巨大的规模与资源，有潜力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新动力。

——摘编自[美]卡里·托克《“一带一路”为什么能成功》

阅读材料，完成下列要求。

材料一

由于中国农村土地过于集中和西方社会学与经济学调查方法的传入，20世纪30年代前后，尤其是在1925年至1935年间，农村调查风潮应运而生。不仅有民间自动发起，还有外国学者，以至学术研究机构、政府机关，都进行了大量的农村调查。美国学者卜凯教授主要从生产力与生产技术方面来看待中国农村问题，出版了《中国农家经济》一书。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国立中央研究院组织对苏、黑等地多个村落和农村市场进行挨户调查，撰写了《黑龙江流域的农民与地主》等文章。国民政府实业部调查的重点是生产技术、生态环境、土地利用、农产品价格等方面。民间团体从平民教育、村政、村民自卫、合作社着手，发展到提供新技术，推广良种，以图科学救国之道。这些调查成果，使各界对乡村社会及其诸多问题有了更切实的了解，并提供了许多复兴农村、建设农村的经验，受到广泛关注。

——摘编自陶诚《30年代前后的中国农村调查》

材料二

新中国成立初期，民生凋敝、百业待兴。为完成国民经济的恢复任务，党中央决定在各级党委和政府抽调大量干部下乡，组成工作队或工作组，围绕土地关系和阶级关系进行了深入细致的农村调查。这些调查形成了《湖南农村调查情况》《新区土改前的农村》等调查报告或专著，为土地改革政策的制定和调整提供了充分的客观依据。

——摘编自位杰、田克勤《中国共产党农村调查的历史回溯、基本经验与前瞻启示》

材料三

建党百年以来，中国共产党的农村调查实践，沉淀了一系列宝贵经验。从革命时期开始，党的农村调查研究就充分应用唯物辩证法的基本观点，并辅之阶级分析的科学方法细致地剖析了中国社会各阶级状况。党始终重视并采用科学的方法领导农村调查，以了解真情况、发现真问题、解决真困难，把人民群众放在心中。中国共产党建立调查机构和制度规范并依据形势发展不断改革与调整，为农村调查提供组织保障。党的农村调查实践对于科学解决新时期“三农”问题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摘编自叶兴庆等《中国共产党农村调查的百年实践与经验启示》等

阅读材料，完成下列要求。

材料

自鸦片战争以来，在西方的挑战持续震撼长达近六十年之后，中国士绅精英与民众才真正开始动员起来，并投身于一场前所未有的现代化变革进程。自19世纪末期以来，为了摆脱民族危机和实现富强，中国政治精英与知识精英在思想与精神生活方面，面临前所未有的新问题，他们为应付这种问题作出了各种选择。19世纪与20世纪之交的二十年，是一个具有特殊历史意义的时期，中国人开始自觉地通过体制创新来谋求国家富强。这些选择中，有的较为激进，有的则相对保守，彼此相互冲突对立，种种选择又与社会变迁中出现的种种不同的既得利益的考虑与动机复杂地交织在一起。中国从此也就在这种种选择的交替中，从传统社会向更具现代性特征的社会进行转变。

——摘编自萧功秦《危机中的变革：清末现代化进程中的激进与保守》

提取材料中有关近代中国“现代化变革”的相关信息，自拟论题，并结合鸦片战争后至20世纪初期的具体史实予以阐释。(要求：论题明确，史论结合，逻辑清晰。)